他忍不住了，从1929年5月始，写了一系列批评国民党的文字，包括〈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这几篇文章引起了国民党的强烈反响，许多省、市的党部都向中央上呈文，要求严惩「反革命的」胡适，以致1929年9月25日国民政府终于饬令教育部「警告胡适」(见《日记》1929年9月26日附剪报)。
国民党领袖们也纷纷出面指责他，包括和他很有交情的吴稚晖(《日记》1930年10月12日)和胡汉民(《日记》1930年10月12日)*薄i踔脸僦*1931年3月17日蒋介石还面告清华大学学生代表，「胡适系反党，不能派(当校长)。
」*埠*适的反应只有一句话：「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我们可以说，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在1929年与执政国民党的激烈争执中才获得明确而具体的展现。
1934年《独立评论》上关于「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和1949年以后台北《自由中国》上关于「自由与容忍」的讨论，他所坚持的都是这一基本立场。
在这一阶段中，有两个相关的问题，不妨在这里作一点澄清，我们读他1926年的〈欧游道中寄书〉*常*知道他在莫斯科匆匆参观的结果，印象很好。
他和两位芝加哥大学的美国教授，一同访问监狱、讨论教育体制，感到十分兴奋。
他一再称道苏联「完全采用欧美的最新教育学说」，这当然是因为其中以杜威的「从做中学」和英国道尔顿制为主。
这三天的访问使他在政治思想上起了一个新变化，想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我很早以前便想知道他在莫斯科这三、四天(7^56书库)的具体活动情况，以了解他何以思想上有此波动。
不幸远流影印本《胡适的日记》恰好漏掉了〈欧洲日记〉的第一册(7月17至8月20日)，现在《全编》本补进了这一册，我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事实上，他在莫斯科只有两次参观活动：7月30日下午参观「革命博物馆」和31日上午11时参观「第一监狱」。
两次加起来大概不会超过三、四小时。关于教育制度，他则完全依据苏联教育部出版的《公家教育》一书。
他对苏联的整体认识，主要是从两个美国教授(c.e.merriam和s.n.harper)口中得来的，〈欧游道中寄书〉已明言之。
这两人都很左倾，harper在1938年还为斯大林的「整肃」(
“purge”)辩护(《日记》1938年1月29日条)。今天看来，他在莫斯科实在什么真相也没有看到。
现在我们确知，因为列宁的文化和教育主管隆纳查尔斯基(anatoliilunacharskii)佩服杜威的教育学说，才企图引进「在做中学」和「道尔顿制」等西方的方法。
但事实上，这些教育学说始终只是纸上文章，除了极少数模范学校之外，根本未曾实行过。
1920年代苏联中小学的教育比起沙皇时代只有更落后*础*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