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些国家的早期推理传播者，为了让这种新兴的大众文学类型能尽快地被在地读者人群所接受，将不得不从事所谓
“译写”的工作。
“译写”的实质是在推理的译介过程中对其进行
“去西方化”处理，这在各国的推理发展初期大体由翻译和改写两个步骤构成，先把原作品翻译成在地当时通行的语言文字，再对原作品中与西洋文化有关的内容进行改写。
诚然，对于推理的
“译写”并非水到渠成之事，它是一个比较复杂耗时的工程，因为这不仅仅是文学叙事形式层面的挪移嫁接，更牵涉到与传统东方文化有着较大差异的法律制度、社会正义、科学理性、文化背景、殖民现代性等西式元素的
“在地化”改写。想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改造和创新，并进而产出完全具备本地文化特色的原创作品，中国等亚洲诸国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日本已基本实现
“译写”工作，至今已自成体系，足以与欧美分庭抗礼，甚至保留了不少现在的英、美、法、德等国已然消逝的推理类型，且这些仅存于日本的类型都在不断发展前进中，真是令人欣慰和感慨万千），杜撰以《魑魅之影》为代表的
“民国旧案系列”长篇创作正是其中一种可贵的尝试和探索。上文所述之
“译写”工作几乎贯穿了自1896年张坤德译介《记讴者复仇事》今译《驼背人》。
等四部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以来的中国推理发展史的全过程关于中国
“译写”推理的过程及其成就，可参见笔者为《冥海花》（吴昉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所撰写的《武侠推理：本土原创的另一种可能》一文。
。迄今，中国本土推理的
“去西方化”早已从最初外形上的简单移植，转向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实现对推理中的西方元素予以最大程度的干预，这使得国内原创作品的一些佼佼者近乎完美地
“脱胎换骨”，基本上看不到外国文化的印记（只保留了推理最核心的
“三部曲”形态），而体现出浓郁的中华情调，掀起了一股所谓的
“中国风”。此类作品在故事形态、题材选用、体裁变化、结构特点、诡计设计、叙事手法、角色设定、行文笔法等诸方面，均跳出了西方语境和文化内质的影响，纷纷与中国传统的或现代的独特元素相结合，比如
“笔记体”和
“章回体”的运用（以笔记和章回的笔法来写推理）、
“国学诡计”的熟练使用（一个复杂谜团的设置和破解主要取决于对诗词曲赋、散文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深刻解读）、
“穿越题材+王朝推理”的出现（杜撰的
“民国旧案系列”或可视作其变种）、
“公安文学”的嬗变（社会政治倾向的隐匿和人民警察形象的
“恶化”）、人物对话独白的方言化（如李柏青的
“疑难杂症事务所”系列大量出现台湾腔，橘右黑所撰写的青帮题材短篇推理系列则大段使用江湖隐语、帮派切口等）、
“武侠推理”的流行（将武侠的叙事结构和精神特质纳入到推理的书写系统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全新推理类型）等。
但反过来说，一旦连推理最核心的部分都一并去除，即使附上再多的中国风土民情和历史文化符号，也会因为没有了能体现其文类特点和存在价值的东西而使得
“译写”不具有任何意义，只可能被认定是非推理的大众文学范型。因此，对从事
“译写”工作、拥有一个特殊的
“译者身份”的推理@黄色，形塑和完善自己的
“译写策略”也是一门必修课。杜撰着力打造包括本书在内的
“民国旧案系列”推理长篇，正是其
“译写策略”的最新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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