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我和“史三”同学们关系不错，除了一张督促我积极参加运动的大字报以外，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我只是参加历史系教师的运动，组织了一个保守的“战斗队”，响当当的造反派“师大井冈山”红卫兵得势以后，我们的那个“老保"组织自动瓦解，我也就到外研所去了。由于自己是“老保”，只能跟着掌权的造反派抄写大字报，跑跑腿，还是在“文革”运动中随波逐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心中暗想连党章规定的接班人**都成了叛徒，看来“文革”不可信，不能再跟着跑了。从此对运动消极应付，私下里重新阅读明清史书籍。“文革”开始时曾迫于压力把抄录的史料和一些史籍(那时藏书并不多)处理掉，留了个心眼把农民起义的史料收藏起来，即便被人发觉也可以振振有辞地说这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红线，应当保存。当时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不开放，我私下找到管资料室的马国靖先生请她帮忙，她一口答应，要我在下午近六时利用人们去食堂吃饭的机会到资料室门前，她给我取出我要借的古籍，使我能在晚上和周末仔细阅读。这在当时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至今还对这位善良的先生心怀感激之情。当然，历史系资料室的藏书有限，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我就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去看书。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在颐和路十二号，离我五哥家极近，但当时也和其他图书馆一样不开放。我请五哥帮忙，他找了当时任职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一位老朋友写了介绍信，说工作需要查阅古籍，我就冒名顶替地在南京图书馆读了不少书，大约去过三次，每次近一个月，抄了许多较罕见的史籍和地方志中的史料；可能较晚一些时间@黄色小说 .56shuku./class12/1.html，我还通过熟人在南京大学图书馆读了一些书，其中就有孤本康熙二十三年编撰的河南《杞县志》，这部书里的《李公子辩》具有重大史料价值，对于我后来研究李岩问题很有帮助。
总的来说，我从1971年冬天起开始偷偷摸摸地持续不断钻研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事，比起其他大多数人从1977年才重新开始治学在时间上多争取了大约五年。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1977年10月，在我坚持下外研所让我回到历史系。系总支书记景存玉同志要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去，理由是该室既缺人，我又懂英语（其实我的英语水平只能勉强阅读）。我说：“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如果系里一定要我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那我还不如留在外研所。”她见我态度坚决就笑着说：“你就说你的兴趣是明清史，不要说专业。”意思是我并没有专业，只是勉强同意我到中古史教研室工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