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稿子直到二十年后才在《明史研究论丛》上发表出来，自然并不完全符合原貌。白先生分配给我的另一项任务是《明史》的编撰过程，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王鸿绪的《横云山人史稿》同钦定《明史》逐字逐句的对读，凡遇不同的地方都抄出来，列成了对照表，有五十多张大纸；另外还写出了一篇比较长的论文稿。我把文稿和作为根据的对照表一起交给白先生，白先生究竟仔细看了没有，我不知道。过了不久，白先生宣布史学史组改组，他同我们一起到北海公园@黄色小说 .56shuku./class12/1.html（也可能是中山公园，记不清了）照了合影，原来的组就散了，郭澎回去教中国古代史，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我们离开后，白先生要了杨燕起、李起民两人去，工作方式也有很大的改变，让他们埋头研读《史记》，当时我们还有点羡慕呢！至于我写的关于明史的稿子和对照表，问过白先生，他说全部交给赵贞信先生了。我和赵贞信先生很不熟悉，他又不住在校内，不便去问；文革以后更是不用提了。回想起来，花了半年时间（那时正是“三面红旗”导致的生活极端困难时期，人人吃不饱，许多同学都浮肿。我们尽管饥肠辘辘，可是精神上没有压力，不搞政治运动，不用去干重体力劳动，有时间专心读书了）认真校读两部书的结果不能加工发表，成果付诸东流，实在是件可惜的事。但也不能说工夫白费，经过这次校读，明代历史的基本线索和重大事件多少留下个印象，为以后的治明清史打下了基础。
离开史学史组以后，又回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其间两度担任班主任（59级、63级），那时当班主任（又称辅导员）工作非常繁忙，和同学谈话有时直到熄灯时分，还安排不过来，至于下乡劳动自然是和同学一道。比如1965年下学期到1966年6月，整整一年就是带63级同学到山西长治参加“四清”，除搞运动外还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到回校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北京各高校的时候了。这里还有个插曲要讲一下，1965年10月我还在长治乡下接到系里来信通知，我已同系里另外三位同志调到学校新成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编制上已不属历史系。1966年6月回到学校，“革命师生”正在造反，揪斗校系领导人，五个年级的辅导员也多数被学生批斗，我是同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一道下乡“四清”的，回校后自己斟酌以到历史系参加运动为好，如去外研所有躲避“史三”同学之嫌。所以约有半年时间工资在外研所领，运动却在历史系参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