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乃尔哲学系当时以德国唯心论独步美国，胡适所师事的克雷敦(jamesedion)、汉门(.a.hammond)、狄理(frankthilly)、阿尔贝(ernstalbee)等人都是望重一时的名家。
胡适在康大的哲学训练已奠定了他在哥大攻读博士学位的基础。由于他的思维方式自始便与黑格尔一派的路数不合，他早在1914年1月便露出了接近杜威一派的明显倾向(见《留学日记》，卷三，第三二、三四两条札记)；第二年五月他已成为「实效主义」(pragmatism)的信徒(同上，卷九，第五二条)。
所以他「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
」(《留学日记.自序》)。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胡适两年内在哥大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便丝毫不必诧异了。
但唐德刚在上引《口述自传》一段文字的注释中却又提出了另一相关的疑问，推断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的结果是「大修通过」(
“passithmajorrevision”)，而且必须「补考」，因此迟至1927年他重返哥大，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
我们都知道，哥大过去有一项规定，颁授博士学位必须在论文出版并缴呈一百本之后。
因此在一般的理解中，这是胡适的学位比论文完成迟了十年的唯一原因。
但唐先生的疑问也自有他的根据，他认为如果不是「大修^56书库」，「何必等到1922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1927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
」**所以他推测这是因为杜威在华两年，亲见胡适在「学术界的声势」，回到哥大后，运用他的「地位」，把「大修通过」改为「小修通过」(
“passithminorrevision”)。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然而没有经过「小心的求证」。
因此他感慨地说：「如果杜威遗札尚存，哥大纪录犹在，『胡适学位问题』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
」**可见他并没有在「哥大纪录」或「杜威遗札」中发现任何硬证(hardevidence)，可以支持他的「假设」。
唐先生似未见前引朱经农的信，但他的怀疑却与梅光迪不谋而合，甚为有趣。
现在《胡适日记》出版了，我们可以试着解答他的疑问了。胡适1917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紧接着又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
在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动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我们只要一查1919-20〈日程与日记〉残本(《全编》本，第三册，页12-222)。
便可见其一斑。这一段时期内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论文、拿学位证书的念头。
那么他为什么终于在1922年出版了这篇论文呢*砍*了与上引朱经农的信有关外，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动念，愿意应哥大之聘，去教一两年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
〈日程与日记〉1920年9月4日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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