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剿派的杀降，也是招抚政策破产的原因之一。有的起义农民在受抚以后，竟被官府设计诱杀。
例如，王左挂在崇祯三年受抚于清涧地区，同年八月，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秘密策划，事先布置官军把王左挂、苗登云等九十八人全部杀害。
又如崇祯四年四月，
“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劳降人酒，降人入谢，伏兵斩三百二十人。”13农民们从一再受骗当中逐渐清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斗争下去才能死里求生。
朱由检原来以为只要颁发一纸赦书，略加赈济，就可以把起义农民遣散归里，依旧充当纳粮当差的
“良民”。受抚者的
“旋抚旋叛”，使他@黄色。于是，他不顾自己曾经亲笔写下
“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的批示14，一变而为主剿。四年五月，他在谈到李应期等诛杀受抚首领王左挂时，公然声称：‘贼势猖獗，招抚为非，杀之良是。
“15接着便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身上。这年九月，朱由检下令说：“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著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练国事姑著降三级，戴罪剿贼自赎，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16杨鹤的被罢官，标志着明廷在策略上，由以抚为主向以剿为主的转变。
在明末官僚士绅的著述中，常有杨鹤主抚遗祸天下的说法。他们认为，
“流寇”初起的时候力量并不大，只要调集官军一鼓而歼之，就可以把农民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
只是由于杨鹤一意主抚，才使农民起义得以发展起来，以至于不可收拾。
因此，在主剿派的心目中，杨鹤成了众矢之的，被视为罪魁祸首。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因为：一、杨鹤并不是单纯主抚的，在任职期间他也曾多次组织官军对起义农民进行攻剿。
只是由于精锐部队被调去京畿勤王，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才更多地采用招抚的办法。
二、在明廷这个反动营垒中，杨鹤是比较能够正视现实的。他看到单纯军事追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张通过招抚安插的办法，使起义农民解散归农，本来是从反动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并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同情。
然而，杨鹤的主张毕竟以他自己的被撤职、下狱、遣戍而宣告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农民的觉悟已经提高到不同明王朝妥协的程度，而是由于朱由检之流的鄙吝和短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