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处置业已揭竿而起的农民问题上，明朝廷和地方官员总的来说，都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就常常出现意见分歧。
崇祯二年二月，明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朱由检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
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
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
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崇祯四年正月，他在疏中指出，
“盗贼”之起，
“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
“行粮犒赏，所费不赀”，结果仍然是
“诛不胜诛”，
“屡剿而屡不定”。采取招抚的办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必需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度过难关。
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他还指出，如果只是
“空言”招抚，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那就是
“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最后，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笔金钱，效果却不一样；
“况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3
当农民起义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耽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
同时又幻想来年夏收之后，为饥寒所迫的起义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
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
“变乱”的消息。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
“盗贼”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1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
“盗”。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
“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2不久，岳和声病死，胡廷宴罢斥;改以刘广生巡抚陕西，张梦鲸巡抚延绥。
这时陕北的农民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在如何处置业已揭竿而起的农民问题上，明朝廷和地方官员总的来说，都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就常常出现意见分歧。
崇祯二年二月，明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朱由检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
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
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穷于应付。
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崇祯四年正月，他在疏中指出，
“盗贼”之起，
“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
“行粮犒赏，所费不赀”，结果仍然是
“诛不胜诛”，
“屡剿而屡不定”。采取招抚的办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必需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度过难关。
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他还指出，如果只是
“空言”招抚，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那就是
“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最后，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笔金钱，效果却不一样；
“况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3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主张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面，帮助农民复业。
这样做不仅可以弭患消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所以说
“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钱用于军费，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税形式收回来，而且他自己的经验也证明，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剿局既不易结，后患也更加严重。
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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