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军制的败坏明朝的军制，开初是寓兵于农。明太@黄色，编为军户的农民世代为兵。
政府把他们按照卫所的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屯田。沿边卫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每名军士给田五十亩和耕牛农具。收获所得以十二石归军士自己食用，余下的作为本卫所军官的俸粮和储积。
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只对屯田情况进行督察，不用给饷。所以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粟。
可是，后来法久弊生，军队的屯田多被军官、豪右和内监占夺。即如卢象升所言：“塞上民田少而军地多。因循日久，俱为豪右所占。是以屯日益窘，军日益贫。甚至当军者无地，种地者非军，豪强侵霸以肥家，公私因是而交困。”(60)英宗以后，沿边的战事逐渐增多，
“疆场戒严”，相应而来的是军队训练和戍守的时间增加，农事自然受到影响。
还有不少屯地被持敌对态度的少数民族所占领，出现
“田在敌外”(61)的情况。军屯既败坏得有名无实，商屯又由于开中盐法的废弛而破坏无遗，朝廷只有从国家财政中拨给饷银。
万历以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拖欠军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加上官吏的克扣，士卒能领到的饷银就很少了。
在明末灾荒连年，粮价陡涨的情况下，士兵的生活更陷于绝境。天启七年八月，陕西巡抚胡廷宴的疏中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62)崇祯年间，卢象升任宣大总督时，在巡视山西边防后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今逋饷愈多，饥寒逼体。向之那钱借债勉制弓矢枪刀，依然典卖矣。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63)在另一件奏疏里，他又说：</p>